朱修立，198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多幅作品为大英博物馆，牛津博物馆，澳洲国家美术馆，新加坡国家美术馆，港、澳新华社，华润集团公司等国外重要机构及中国美术馆、中南海、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收藏。曾任安徽省政协委员，安徽省高职称评委，全国美展评委，安徽省美协常务理事，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，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光明日报画院名誉院长，安徽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曾被文化部评为1993年度优秀专家。

        这之后，我也的确恪尽职守，为他挡了许多围观者。他也逐渐接纳了我，并且在不作画的时候，常常对我讲有关做人与作画的道理。是我学画以来所听到最多与最为深刻的时段。关于画的理论，中央美院孙美兰先生把他去了武汉后，所作讲座的录音详尽整理发表了出来。我不多赘，我仅记述一些逸事，以见可染先生其人。

        上山不数日，安徽巢湖两位来自工厂的业余画者，认出了正在写生的可染先生，上前要请教，被我挡了。我对他们说，待我晚饭后问问李先生再通知你们。结果可染先生一口应允。他们来到可染先生的房间取出画来。先生认真地逐张观看。十分诚恳地谈了二三个小时。直至脸涨得通红，汗也流了下来。因为他有心脏的毛病，有血压高，我才赶紧阻止继续下去。一位全国著名的老画家，面对二位尚未入门的业余画者，如此认真地谆谆教诲，其为人之真诚可见，且李先生在生人面前容易口吃，却这般热诚，着实令人感动。

李可染赠朱修立《牧牛图》

        可染先生严格治学举世皆知。他首日计划次日的行动，从不变更，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。一日，上清凉台，计划画始信峰。清凉台上有巨石一块，游客纷纷登石远眺。可染先生观察之后也要登石。由于他年老之后，脚趾上长了骨刺，为了继续写生，不听医生劝阻，执意锯去了三个脚趾，故爬山时没有抓力。虽我和他夫人邹佩珠老师反对，还是又推又拉地把先生弄了上去。然而，才把画具打开，天色大变，下起雨来。游客纷纷离去，山中一片茫然。六月的黄山，气候多变，寒风细雨中仍然很冷。我劝先生去附近北海宾馆稍事避雨，先生坚定地说：“不，你把伞给我打开”。我们在冷雨中面对茫茫一片，哆嗦着等了半个多小时，只见一片雨雾茫茫中，钻出了一个树顶、又一个小山尖……此起彼伏像仙境一般。此情此景竟有别于电影电视中的镜头。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体会，可染先生兴奋极了，大声说：“你看，我说不走！我写生了一辈子，也没见过这情景”。随着雨停风止，云雾中层出不穷地变换着奇景真令人兴奋不已。先生画到中午回馆吃饭，还兴奋地谈着他当年上四川写生的故事。

        他说，那年他与中央美院的青年教师黄润华一起走三峡去四川，一路上背着行囊，扛着大油布伞，风餐露宿，有时便在破庙里铺张草席，枕一砖头过夜，一直画到成都，已是深夜，找不到旅社。而浴室也要半夜两点之后才能人宿。早已精疲力尽的先生说，他非常不愿给在美协当领导的学生打电话。因为那时他已有名，只要一个电话，第二天必然来一群人，前呼后拥，无法写生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次写生的最后，就是一群人跟着。先生说，他离校写生时，大家对他拎着水墨对景写生颇有微言。以为中国画哪有对景写生的呢?等他回去举办写生展后，这些议论全没有了。先生创造了一种新的写生方法。

《黄山》 朱修立作

        可染先生有广泛的兴趣和艺术修养。他那天高兴还唱了京戏，大谈京戏的艺术性。他能拉一手好琴，常与朋友雅聚。他很幽默，山路上常常相互说点小笑话以解漫长的爬山疲乏与寂寞。那天，他说：“有一个人很怕蛤蟆，在路上与人同行，看到一条蛇，同行者惊呼‘蛇'！此人镇静地冷冷的说，蛇有什么，又不是蛤蟆！”以后我在路上见了蛇，老想到“这又不是蛤蟆！”先生说别人请他谈自己的创作成就他却大赞石鲁，又说美院的吴冠中老师，将来一定是位出众的人才。说他带着烧饼写生，一画一天，如何用功云云。先生的话早已有了应验，既可见先生的眼力，也足以展示其胸怀。对于今天某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来说，真该惭愧。

        有时整日有雨，无法出门。此时便有机会与先生促谈。我因不解，问为何先生要如此变法?先生没有从风格个人化的角度来回答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说他去过德国。他喜欢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。又说他很喜欢伦勃朗的油画。后来我才理解他吸收珂勒惠支的张力，吸收伦勃朗的深沉与聚光。在他创造的逆光山水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点。

        他谈到学素描的故事：当初上海美专的同学动员他同去考杭州国立艺专，并承诺教他画素描。考的结果，朋友落选，先生倒是考取了，也算是挺幽默的。可是到了班上，素描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，感到很大的压力。先生说在自己的画板边上写下一个“王”字，实质上是一个“亡”字的谐音。告诫自己决心图强。如果不能上宁可去死！结果他的素描全班第一。

         李先生所谈的这些话，让我明白一个人的变法是要依据自己的条件去做。先生的传统功力深厚，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营养，“凭借自身的悟性，才能正确地创新。先生今天成为一代山水画的时代大师，而又不离开民族文化的大河，与先生的自身把握切切相关，也给后来人有说服力的启示。

《春未央》 朱修立作

       为了探索新的画风，先生的写生方法也与别人不同。在一处景，常画三张：一是素描稿；二是结构稿；三是水墨稿。因此他画得很慢。坐在那里久久不动笔，是在思考处理。与现在许多美院师生写生匆匆下笔，草草收场完全不同。当时，我也同样不理解，我画了许多张“速写”后，回头一看，他仍然一笔未动，或者一条山形的轮廓都未画完。其实，那才是研究。后来我看到他出版的山水画素描集，真可与西方素描大师相媲美。当然山水画的写生方法并不都一样，传统上也有走一路看一路。默记于心的。傅抱石、钱松岩、石鲁的写生方法又各人一路。这都与自身所追求的画风相一致。这种勇于探索与创造的精神。值得我们后辈学习。而却不可人人都照样摹仿，因为各人的条件不一样。

        我曾把自己的“速写”给先生看，他总说画得太快。其实言下之意是画得太草率。有一次，我认真地画了一棵松树，他看后欣然表扬说有进步。我这才明白，他是鼓励我用研究的眼光去写生。他常说“我们要用小学生的眼光看世界，不能先有成见。如果心里先存着松树这样画，柳树那样画，还要写生做什么？！”他说，写生时“集粹”。集中精粹，并非见什么画什么，又说，创造不容易，徐悲鸿先生说一个人一生能画一两棵树就了不起了的话有道理。当时我不明白，后来才理解是指能创造出有个人烙印的艺术形象绝非易事。这不是个人随意胡编可以通过的。既要符合艺术规律，又要来自自然形象；既要公众所能接受，又要区别于别人，确实不是举手之劳。

        因为我知道先生作画思想集中，怕干扰。故整个行程中，我从不主动去他房间。除非他有事呼唤。有一次把我叫到房间里交代事情，我看见他正在画一幅四尺三开的画，全用线勾。我没敢在房中停留，仅曾了一眼，便退了出来。一周过去，又有事进去，看见墙上仍挂着那幅山水，已成水墨，还在加工。一张四尺三开的画，画了一周，还在加工，留下深刻印象。与今天一些“大画家”们，当众表演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大笔一扫，立等可取，也是有些不大相同的。

        先生说，作画是一件严肃的事。先从无到有，再从有到无，最后要像修照片那样细心认真地收拾。只留下灭点与辉点，一定要整体。灭点与辉点是指最淡墨与最光亮的一点。这话与朱屺瞻先生对我说的作画就是要“瞎塌塌”，意即要随意放松的说法大相径庭。其实都是他们毕生实践经验的总结与他们的画风相一致。画家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不同于理论家总结别人的规律。因此，听的人要有分析。凡是有成就的画家，一定会有自己的“理论”。因为他是用心在画，在研究。没有理论的画家常常沦于盲目的实践中，事倍而功半。故画家加强文化修养是必不可少的。

        先生的严谨不仅在作画上，其他的事也同样有所体现。黄山管理委会要先生为建筑上写三条题字，如“锁玉亭”等共八个字。先生前晚对我说，明早提前起身磨黑，磨好送至门口，由邹老师取进去，再接着磨。第二天一早我便加紧磨，不断地送，直至下午四时多，邹老师说不用磨了。约五时许，先生亲自来召唤我过去。推门一看，桌上地下，床上床下，全都是这三条字。地板中间放了两套。先生诚恳地说“我不会写字，所以写了一天，挑选了这二幅，决定不下来，你看哪幅好些?”我斗胆说了看法。先生说他也这样看，说着要去撕那淘汰的一幅。我赶紧求情说“不要撕，给我吧。”正说着，黄山的方镜亮过来了，说这是黄山让写的，说着一把抢去了。我只好想从其他的一大堆中选一两张。李先生不许，结果统统被撕了。我觉得真是好可惜。先生说，解放初他已经有了名，他画的牛，荣宝斋以每幅六十元收购，有一张收一张，有上千幅画。因自已不满意全给剪了。还治了一方印：“废画三千”告诫自己不可马虎，把不满意的作品流出去。我在写这段话的时候，忽然想到当时怎么不通知新闻记者来拍照呢？现在不是有人专门把烧废画当作新闻来炒作？这又是李先生与人不同之处吧。

《新安江》 朱修立作

        又有一天傍晚，他要我去送一字条，我在旁边等他写。先生的小字我时常在画面上见到，又有节奏又连贯像音乐一样有味道。他写了之后撕了，说“不好”，又写一次，又撕了。第三次才叫我送去。我说写个字条，马虎点行了。他说“不，要对历史负责！”我心中一震，“对历史负责”这是一句多么有分量的话！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分量，知道自己的责任，时时处处以这样的态度要求自己的每一个行为的细节，这才显现出一种历史人物的风范。

        他是这样自律的。在九华山管理处，一位马主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强迫李先生作画给他。那几天恰逢先生心脏不好，我便上前解释。马xx态度蛮横，便争执了起来。先生马上息事宁人说：“我画，我画！”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却在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面前如此谦卑，不禁令我想起了韩信的典故来。是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先生曾幽默地对我说：“修立，我也不是好人。有时候也想报复一下，可是一想，我哪有时间呢？画都来不及，还去报复？”这话是自律，也是对我的教育。

        那几天，九华山老下雨，出不去。我便对着窗外写生。我想，我跟可染先生这些日子，原也想学点他的“积墨法”，何不也试试。画了二三小时，画了一幅并着了色，再也画不下去了。就去请教先生。先生很称赞，说“不错”。我说常见先生在画上加了又加，不知道画已着了色，能否再往上加？先生笑了，选了一支适当大小的笔，在画面的远山部分从右到左地加了一遍，又在主体部分加强了局部对比。由于先生用笔时，是全笔沉在画面上，让黑色渗化，所以不但不浮在色上，反而显得格外有水墨味。本来显得琐碎的画面经先生修改立即精神与整体了许多。邹老师一旁也很高兴，帮腔说快让李老师题字盖章，先生在我画上题了“修立同志佳作，可染略事加墨，时同在九华山”数字。此画至今成了我的珍藏。它不仅是先生帮我改画的遗迹，也记录了这一段有幸的缘分，是我毕生的纪念。

        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。转眼一月有余，眼看要分手了。先生希望我陪他到下一站武汉。可我所在的学校打电报催我返回负责招生，无法再在先生面前聆教。在分手的船上，先生拉着我的手，深情地说“修立，以后到北京来，到我家来看我。不管我门上贴什么字条都不用管。那是对别人的。”

        船开了，我站在岸边看着消失在夜幕中的船影，调怅的心里默默地念着，希望先生健康，长寿！

《松雪山居》 朱修立作

【后记】

        匆匆28年过去，回忆当时与可染先生在一起的情景，恍如昨日，音容宛在。先生去世的消息，我是在英国伦敦的报上看到的，好一阵伤心。以后回国又在我学生家中看了先生追悼会的碟片，又不禁潸然泪下，足见先生在我心中的地位。我不禁想，我才与先生月余相处，已深深为先生的人品与学问所倾倒。难怪先生的学生们个个都画得与先生如出一辙。有人责难先生的教学，其实是对先生的不了解。以先生的人格魅力、先生的创造精神与治学态度是可以为后世师表的。如果从学者不能冷静、理智地自我把握，即有可能迷失自我，先生从学齐、黄二人却成就一代大师，成败岂不是从学者个人的天资与能力？今天我也快步上先生当年的年龄。写这段回忆不仅仅是以应一些后学者之请，留下一段历史的记录，也希望从中给后人一点启示。

         （此文写于2013年，时年修立先生75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