友农他走了，第二天我们到殡仪馆看他，只见他在冰棺里笑容满面地躺着。我们纳闷不解何意。他默默地准备了一辈子，蓄满能量，正待在绘画艺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然而就这么匆匆离去，他怎能轻易撒手，一脸释然？我们不理解，作出各种猜测：女儿们说她们是贴着他的脸说了一番宽心话，我说是当发生危险医生抢救时我就一直放声痛哭，直到被架出病房。从这些举动他都能感觉到家人深深的爱恋，所以他很欣慰 。儿子欣早说话了，他说老爸已经找到黄（叶村）爷爷了，他们已经见面了，他这辈子不是很崇拜黄爷爷，满脑子就是黄爷爷这张画得好，那张画得不错吗？是他们见面了而高兴的。是的，儿子讲的一点没错。孩子们从记事起，就知道黄爷爷在他们老爸心目中地位。

        我记得，友农最早见到黄叶村的画子，是1964年，在芜湖一家裱画店里。他回来后跟我提起，惊叹不已，连声说：了不得，画得好！他很想见这个人，又不知道住哪里。
        1965年，他创作的国画《哺育》受到芜湖市文联的画家张贞一老师欣赏，这年11月，张贞一招其到家指导，并收其为入室弟子。张贞一早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，后来与黄叶村等人并称为安徽画坛五老。不久，芜湖地区美术作品巡回展在南陵弋江镇展出，展厅正前方并排挂着这幅《哺育》和张贞一的一幅大画，但友农却被一幅小画深深吸引住，这幅立轴画了两串飘荡的杨柳，下面是三只嬉戏的家鸭，题款“黄叶村写于镜湖草堂”。他再也按捺不住求师若渴的心情，便请张贞一老师转为介绍，张贞一老师高兴地给他写了信，让他去找黄叶村。他在芜湖新家巷一间小茅屋里找到了黄叶村老师，那间茅屋只有8平方米左右，老师正在门口一方小凳上凑刀制印。友农还记得，老师的门上挂着一幅对联：“一间破草屋，两个无用人。”
       得遇名师，是友农的幸运；不幸的是，他拜师学艺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而一波三折。不久，文化大革命爆发，友农的《哺育》在单位遭到批判，又因为诗作中有“咱贫农”，“我们贫农社员”遭到攻击。黄叶村的遭遇更惨，他本来就是“右派”，这时又被戴上“黑画家”的帽子而受到批斗。他俩因此两年多没有见面。
        1968年，政治形势稍稍好转，友农去芜湖出差，在二街一家裱画店再次见到黄叶村的画，激动之余，又一次登门拜访黄叶老。1969年春天，友农专程去芜湖拜访黄叶老，并带了一叠黄山写生稿去请他指点。时隔不久，友农邀请黄叶村老师来我家作客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叶老。记得他画了一幅山水画，还题了款。黄叶老是一位和蔼可亲而性格又非常刚毅的老人，开口说话总是带着笑容，在家里吃饭时总是喊这个喊那个，说：吃菜呀！还喜欢逗乐子，不时哈哈大笑。那时他的生活已十分困苦，用友农的话说，“实际上沦为乞丐，在皖南各地流浪”，但从他脸上看不到愁容，没有什么困苦能击倒他，即使遭到冷落白眼也视若不见，我想，正是因为他寄情于书画之中而心无旁骛。
        从此，友农和黄叶村老师的交往不断增多，两人谊兼师友，情同父子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        1976年，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杨建候教授以及赵良翰、张正吟等三位画家邀请黄叶老同去黄山写生，路过南陵时逗留一天。县里热情地接待了杨教授等金陵画家，并请杨教授在文化馆讲学，却拒绝安排一道前来的黄叶村老师。杨教授看不过去，一再强调黄老画得比他们强，但却无济于事。当晚，黄老摸黑来到我家，他只简短诉说了事情经过，我们安慰他并着手安排他吃住。饭后，他要了一张六尺宣纸，只见他裁开接成一丈二尺的长卷，闷闷地奋笔挥毫。友农想着老师受到这不公正的对待，痛苦地流着泪为他磨墨牵纸，不一会功夫，黄叶老的一幅《幽谷兰竹图》便诞生了。
        黄老来我们家毫不拘谨，谈笑风生，友农与他切磋技艺，经常通宵达旦。
        那个时候，黄老叶村生活艰难，友农在南陵师范任美术教师，便请他来学校讲课，每节课两元钱，以此稍稍补贴家用，因此他每年都有一次或数次来我家小住几日。在那个年代，平常老百姓家日子都不好过，多一口人吃饭都有点为难。然而我觉得友农崇拜黄叶村就一定有崇拜的理由，受他的影响，我也略懂画，也能看出画子的好坏。黄老叶村被友农崇拜，我一定不能怠慢他。我家大门对着学校操场，来往过路的很远都看得清楚，一旦看见黄老来了，友农和我都会热情上前迎接。住在我们家时，他也偶尔会裹着笔出门，并对我们说，他要到哪家去画点画子。那时他经常给人画画，画张花鸟人家就会管他一餐饭。然而有一天，不到吃中饭时他就回来了，说对方脸色很不好看，于是我忙着张罗着给他弄饭。
         黄叶老经常给南陵师范学生上课，作为教师的友农也受益匪浅。黄老来我们家，或者友农去芜湖拜访他，都不时拿出自己的作品让黄老提意见，黄老每次都一一点评，耐心讲解。记得在一张山水《山村古木》画上，黄老题道：“友农同志携来山水一帧，读后觉得很有石溪之法，希深追之。”在《九华秋色》画上，黄老题到：“中国画要以六法为主，更要注意画派与笔墨和皴法，在色彩上要做到对比，尤其是画山水须经常练习，以及书法达到书画一体，希今后注意之。”
        受黄叶老的艺术熏陶，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，友农的绘画技艺进步很快。黄叶老他对友农的艺术感觉越来越看重，他也经常让友农给他的画子提意见。他把友农当作学生、朋友，甚至儿子。
        记得1982年秋天，黄老游览长江三峡归来，在友农的画室作了一张《巍峨的龙门》图。当时在场的有县委宣传部长程志生、文化馆邢见等很多人，画毕上墙，他们看完都不声不响地走了。老人家很失落，拿下画子准备揉掉，友农赶忙阻止，说：不用揉，能改。黄老问：能改？能改！友农告诉他哪里要加墨，哪里色要盖住，把水处亮出来，等等。友农旁观者清，黄老一点就明，只用半天一幅大画就修改完成，并题记：“此景乃一九八二年九月赴川讲学于三峡所见，友农弟参考并纪念，叶村古稀年。”第二天，程志生与邢见又来画室，看了这幅《巍峨的龙门》，赞不绝口，并怀疑地问：这就是昨天那张？黄老非常兴奋地说：是！（按：此画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——黄叶村》列为1985年作。）
        有一次，南陵县人大主任徐新义想求黄叶老一幅画，约友农一道去芜湖黄老家。他们到时，黄老家里宾客满座，但黄老说：我儿子回来了，我要和他有事。客人们知趣地离开，黄老关上门，拿出一叠画子，一张张地要友农给他提意见。徐主任感到非常惊讶：这大画家还要小青年帮着提意见？黄老对徐主任说：别看友农年轻，他的艺术修养很深。
        南陵有位木工出身的绘画爱好者，叫胡国林，他用好酒好菜招待黄叶村老师，请友农陪同。席间，胡国林提出要拜黄叶村为师，黄老指着友农说：你跟着他学就可以了。
      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改革开放号角即将吹响，汪友农捕捉到这一讯息，立马投入艺术实践。他夜以继日地创作了一幅《迎春图》，交由县文化馆统一上报省城，准备参加美展，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反响。第二年春风吹起，这幅画春意正浓，友农仍以此为基础，重新创作了一幅《迎春图》，交到县文化馆。但他到省城参观画展时，仍没见到这张画的踪影。他觉得不可思议，根据他前两幅画——《重任在肩》及《稻是队里的》创作经验，这张画踏着时代气息，题材及画面都非常新颖独持，他觉得不可能落选。回县城一询问，工作人员支支吾吾，他才发现这张画压根没有交到省城。友农心如明镜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能把愤怒和痛苦压在心底。他后来把此事告诉了黄叶村老师，黄老对他说：你能画山水，多画些山水画吧。这句话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安慰！黄叶老当年被誉为“江南一枝竹”，友农有一次曾对他说：您能画山水，也许黄叶老后来的山水画成就也与友农的这句话有关吧。
        1979年，黄叶村被吸收为芜湖市文联专业画家，并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，他家的日子才渐有好转。1984年，友农在南陵帮黄叶村老师办画展时，不小心将手表丢了，黄叶老知道后给了30元让友农重新买块表，友农不肯要，黄叶老便委托友农的朋友张永清，花30元买了块中山牌手表，硬是戴到友农的手上。
        1986年，得知我母亲生病，黄叶老塞了20元钱给友农，说：回去给你岳母看病。拉来拉去友农不收，黄老的小女儿道民说：“友农哥你就收下吧，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，我爸有钱了。”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，可见黄叶老是重情之人，也可见他与友农间的真挚友谊。
        有一次，我出差去芜湖，正在路上行走时，一辆轿车停在我面前，只见黄老下车向我喊：儿子，你来啦？到家里吃饭，你黄妈妈和妹妹在家，我到一家工会写几幅字就回来，你一定要来哦。在他眼里，我和友农一样，都是他儿子。
        1985年4月，我已从南陵调入合肥，在这一年里，友农帮黄叶村在南陵师范又办了一次画展，大家有幸看到黄叶老那么多画子而欢欣鼓舞，黄叶老得到大家的认可也非常地欣慰。

        友农是1986年12月被调到合肥师范学校的，之前曾将这一消息告诉过黄叶老，老人家听了非常兴奋，他说：好！这以后我可去合肥给你学生上课了。然而，未等安顿妥帖，我们便于1987年4月接到黄叶老住院的消息。我俩匆忙从合肥赶到芜湖，前往弋矶山医院探望。一见面，黄叶老就说：儿子，你们来啦，差点见不到面啰。我们忙安慰他，让他放宽心。在谈话中，黄叶老说：我想送两张画给安徽省博物馆，又怕他们不要。友农忙说：您要保重身体，我以后会帮您争取在省博物馆办展览，出画册，让大家了解您的艺术。
        仅仅过了一月，1987年5月12日，黄老便去世了。
        友农没有忘记黄老的重托和他自己许下的诺言。黄叶村逝世一周年之际，友农协助芜湖市有关方面给他在省博物馆举办了遗作展。
        办展览，说说轻松，做起来却不易，这个中滋味友农和我最清楚。首先是选画，由我陪同友农去老师家，从五百多幅画中挑出210幅（当时还有一位金先生也同时参加挑选），这批画每张都有黄老的三个女儿共同盖章，作为以后参加活动的备用，统一由其长女黄道玉保管。然后再从这210幅中挑选出一百多幅作为本次参展作品。选画是一件很累的活，但我们不感觉得累，至少心里不累。
        画展开幕前，友农怀着一颗对老师的尊敬及对艺术崇拜的赤诚之心，给合肥市书画界的师友挨个送请柬，想请大家观展。少数书画家当时并不了解黄叶村的艺术，说了一些不理解、不友好，甚至瞧不起的话语，令友农十分郁闷，他担心画展不成功，担心黄老的精堪艺术得不到大家的接受和认可。当时女儿田霖安慰他说：“黄爷爷晩年的山水画，别人见得少，展出来，大家准佩服！”
        我们首先找到中国美术馆，美术馆办公室主任毛贵昌接待了我们，他说，黄叶村不是全国美协会员，没资格在中国美术馆搞展览，而且展览场地一年前已排满了。这话如当头一瓢冷水，把我们浇了个透心凉。但友农很执拗，不达目的绝不回头。他拿出老师的12幅作品，请求挂在中国美术馆接待室里，届时请研究部的专家鉴定一下。毛贵昌主任同意了，将12张画留下。
        出了美术馆，我们三人找到了《中国画》编辑部，见到编辑孙克先生。说明来意后，友农递上季学今老师写给孙克先生的推荐信，并递上老师字画彩照影集。季学今是与我们同住一院的画家。孙克一看照片，拍案叫起来：“又一个姓黄的！” 此前，江西的黄秋园也是通过孙克和《中国画》杂志的宣传而广为人知的。孙克当即给中国美术馆拨打电话，请他们想办法安排展览。他接着对友农说：“我们期刊这一期正介绍陈子庄，下一期就介绍你老师，登十幅作品。”我们兴奋不已，记得当时带了一张黄老的画子要送他，他坚决不收。我们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。
        第三天，中国美术馆通知我们前往洽谈。一见面，毛贵昌主任就说：“研究部专家都看了黄叶村的画，每人都签了名，一致认为功底深厚，12张画，建议馆里收藏其中6张。今年11月底有一位画家出国，展馆空出一档，给你老师用吧。”我们听了，都非常高兴。但在签合同时，被告知需要交展览费人民币1.2万元，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。友农犯愁了：去哪里弄钱呢？我当时也没有过多考虑，只觉得不能失去这个机会，当即拍板说：签。回来后，在当时省政协副主席郑家琪的关注下，展览费的问题较快地得到解决，由安徽省政协出资7000元，芜湖市政府出资5000元。
        随后，友农便紧锣密鼓地筹办北京画展，直至取得圆满成功，其中的艰辛和困苦，友农体会最深，他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，我三天三夜也写不完。至于2001年编辑出版《黄叶村画选》、2007年编辑出版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——黄叶村》，及2010年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黄叶村画展，他都有很多付出。
        友农与黄叶村老师交往二十多年，却用一生忠诚于他的艺术，信守捍卫着他的艺术，他能对得起自己的老师！如今，友农也走了，但愿如儿子欣早所言，他已与老师相见于艺术天国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归宿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韩振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