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文完成后，未能找到发表的机会，2006年，我搬到北京去住，在一次展览会的开幕式上，我见到了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老师。老人身体健康，精神很好，我们一起照了相。接着邹老师问我，“李老师给你的画还在吗?”我很意外这个问题。原来，李老师临行时，送了一张四尺三开《牧童与水牛》的画给我留念，我爱如珍宝，是年1978年六月。第二年，原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位华侨学生来向我告辞，说公安局终于批准他出国定居。临行，他希望我留一件纪念品给他，当时穷得一无所有的我，唯一值得珍藏的只有可染先生的这幅画，便忍痛转送给了他，并在画的左方中间，题上“转送给关文志同学”的字样。

        为什么我要把珍爱的东西送人?这需要说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。1960年印度尼西亚与我国的关系正处于“蜜月期”，印尼共产党书记艾地发动突然政变，企图推翻苏加诺政府而遭到了失败，印尼政府大肆镇压、捕人。（阅读原文为印尼撤侨事件）一大批印尼共产党及外围组织、华侨同胞卷入其中。我国政府只得接受了一批流亡的华侨子弟。关文志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在南京读完中学，又被安排在南艺学艺术，接着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。社会一片动乱。校内外造反派文武齐下，斗领导和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受到冲击很大，有的人受不了羞辱和身体上的摧残而选择了自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关文志由于身份特殊，同情并保护了不少老教授，所以我对他有好感，很信任，在一片极左、高压恐怖的年代，相互间都不敢有任何心灵的交流，而我们之间的这种信任，使师生关系演变成了师友关系。当他获准离开这是非之地时，我将心爱之物送给他作纪念应属可以理解之事。文革结束才不久，极左的思潮，仍然十分盛行，他这一去，几乎便是“生离死别”。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他先去了香港，而后去了哪里，我一无所知；我也由南京艺术学院调到安徽六安师专工作，又被调到安徽省书画院，彼此之间失去联系。相隔十七年后的一天，画院电话通知我，有一封国外的来信，竟意外地收到他来自美国的消息。原来，他在美国书市上看到我出版的荣宝斋画谱，获悉我在安徽省书画院工作，这才取得联系。1997年，我出访美国、专程去了他家，老友相聚，欣喜异常，相互关心分手后的种种。他初到香港时，人地生疏，不得已住在商人梁某家中，并得到他的帮助。后来获准去美国与丈人—家团聚。离开了梁某，临行时，梁某要他这张李可染先生的画，这幅画便到了梁的手中。 

        这一切是我听到邹老师问话之后去追问下落时，才弄明白。当邹老师告诉我说这幅画现在国内市场拍卖，我十分惊愕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关文志也出乎意外。因为他认为梁老板本来很有钱，大可不必去卖这幅画。由于我的追问，才弄清这一事情的始末。2011年，我朋友告诉我，此画又在杭州拍卖会上出现了，定价为80万，我朋友带了120万准备把画拍回来，结果卖家见有人追拍，一路抬升，直到240万还不罢手，我朋友只得放弃。我也没有这种经济力量去摆平这事，现在我只能请关先生把事情原委写信说明，我去向邹老师请罪，一方面，对邹老师的关切有一个交代，也是我心理负疚的解脱。

        如今邹老师已年过九十，我也过了七十五岁，又有了病，希望在有生之年清除我心理的阴影，希望可染老师在天之灵得到抚慰，邹老师健康、长寿。写下这一段“故事”，也算是“艺坛逸事”，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，令人感慨！

       愿天下从此太平，少生离乱。

     （朱修立写于2013年。 时下邹佩珠先生98岁、朱修立先生80岁）

关文志先生手稿如下图：